《国际歌》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，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作品。

　　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拨乱反正，《国际歌》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落实。推倒“两个凡是”，否定个人崇拜，确立实践标准，平反冤假错案，否定文化大革命，否定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理论，实际都是在落实《国际歌》的思想——“要为真理而斗争”的思想，“让思想冲破牢笼”的思想，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”的思想。

　　这些思想，体现的是唯物史观，是真正的革命思想，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，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。“要为真理而斗争”，鼓舞着我们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”，鼓舞着我们摒弃造神行为，摒弃“两个凡是”。“大救星”思想，有悖于《国际歌》的思想，虽有其历史合理性，但终归不是马克思主义。　　

　　郭沫若附和过造神，但这不能全怪郭老，因为，时势的裹挟力量实在太大。从郭老内心讲，他是极赞同《国际歌》的唯物史观的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与儿子郭汉英有过一次对话，从中可见郭老真实的内心世界。有一次，郭汉英参加天安门集会，听到会上同时唱《国际歌》和《东方红》，觉得“不靠神仙靠自己”的思想与“大救星”思想很不协调，便请父亲解惑。郭老说：“《东方红》是一首民歌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；《国际歌》是工人阶级的战歌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，它的提法是科学的。”又补充说：“不过，时代造就着时代的需要。现在的中国，九成是农民，农民唱出了《东方红》，农民也需要《东方红》。这是中国的现实。”（王朝柱、郭汉英《郭沫若晚年二三事》，见曹剑编《公正评价郭沫若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99年版）这是尊重事实，深知国情的见解。中国农民的这种需要和创造，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。郭老既承认这种国情，又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评断。郭老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先驱，他对《国际歌》和《东方红》做出如此评论不是偶然的。　　

　　陈伯达搞了个“论天才”语录，毛泽东批陈，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，告诫中委们：“是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奴隶创造历史”，在这个问题上“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”。批林彪，毛泽东说：“四个伟大讨嫌”，“一句顶一万句”靠不住。在挫败林彪集团的过程中，毛曾带头唱《国际歌》。

　　党章是党的最高典则。十年浩劫后，党章写上了一句话：“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。”这继承和发展了八大精神，是思想解放、实事求是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。这与《国际歌》的思想完全一致。当代史证明了一个真理：只有《国际歌》的思想，才能使我们民族保持清醒、理性和冷静。